中国曾经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的东南亚邻国柬埔寨，也同样有过一次在“革命”的名义下发生的浩劫。

　　作者：程映虹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１９７５-７８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４０万到有所夸大的３００万。一般认为，１００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７００万到８００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１００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２万越南裔全部死亡，４３万华裔死了２１.５万，１万老挝裔死了４,０００，２万泰裔死了８,０００，２５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９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１９７３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３万到２５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１９７３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１９７５-７９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１９７５年４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１９７７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２１，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５０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